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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神话的目光投向长江

文/吕岱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学勤先生不断提醒学者关注长江文明建设，并与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从中华文明起源上将长江文明提升到与黄河文明同等重要的地位和高度。苏秉琦先生则提出“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的重要论断。随着各项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三星堆、濛溪河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断证明了长江文明的重要性。而苟世祥先生（重庆大学教授、四川社科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则将神话的目光投向长江，献上他的学术力作——《巴蜀神话与长江文明》。

下面，本人就对该书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谈点感想。

一、开篇有深意

该书第一章分两节，一谈“巴蜀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一谈“巴蜀文化区的时空系统”，表面看上去云淡风轻，我却读出背后隐藏着的论战意味。

这一章涉及“非洲夏娃说”，“巫山在哪里”，“巴人东夷说”等几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作者的叙事策略和底层逻辑上必须解决，这是证明和论证的基础。犹如农村老农告诉我的，笆篓必须要扎紧，不然鱼要漏掉。

“非洲夏娃说”：这是人类起源的假说之一，与之紧密相关的一个推断是“中国神话起源于非洲”。对此，苟世祥在以前的论著中曾予以否定，在本书中根据新的考古材料和新的科学研究结果等再次予以否定（此不赘述）。作者“坚定地认为中国人种和文化不仅是独立起源的，而且绝不存在双重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因此，他在该书中讨论的不是“西来”神话而是中国神话，重点是长江流域的巴蜀神话。

“巫山在哪里”：作者从古籍文献中列出了七处巫山，即济北的巫山，今之山东济北；苏南的巫山，今之江苏常熟；浙东的巫山，今之浙江绍兴；淮北的巫山，疑为今之安徽凤阳；晋南的巫山，今之山西运城市夏县；渝东的巫山，今之重庆；两湖的巫山，今在湖北、湖南境内。

作者认为，巫山的属地应归于现重庆巫山、巫溪一带。他指出，“在长江三峡地区，巫山和巫山神女从先秦时代流传至今，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作者从巫山的名称，巫山神女瑶姬，瑶姬助禹治理三峡洪水，以及三峡地区存在的巨石文化等神话传说方面肯定了他的判断和结论。他也指出，重庆巫山、巫溪是具有远古巫文化显著特色的核心地带。

确立“巫山”，相当重要。一是区分“巫山”到底属于长江文明还是黄河文明；二是给出某些神话母题的始源地区，如巫山神女瑶姬就是女神文明的重要形象和代表。

“巴人东夷说”：这种说法极少，但必须讨论清楚。作者花了较多文字对巴人、巴地问题进行讨论，否定了“巴人东夷说”。如果糊里糊涂，巴蜀就可能失“巴”，巴蜀文化区也难以成立。

在以上这些众说纷纭的话题中，苟世祥从不回避问题和争论，而总是尽量列出不同的观点和各自的理由。可以看出，他对各类材料非常熟悉，包括古今中外的材料。同时，他对材料和观点的梳理能力与证明能力也相当严谨，“不昏”不乱，让人看得清楚、明白。而众多的背景介绍和分析，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和探求的线索。这种难得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自信始终贯穿于这部著作中。

二、新的神话观

1984年至1987年，苟世祥读研期间师从于中国神话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泰斗袁珂先生。因此，苟世祥对中外神话学的谱系与各门各派都相当熟悉。而在《巴蜀神话与长江文明》中，我看到他用新的神话理论和新的方法进行研究，让人产生新的思考和联想。

一是神话与历史的关系。过去我们认为，神话是神话，历史是历史，不能混为一谈。而进入21世纪，神话观已然发生变化。叶舒宪先生等明确主张“神话历史”的概念。这就打破了神话与历史相互分割对立的状况。苟世祥表示同意，同时也赞成张光直先生的论断：“神话所代表的‘时间深度’远比历史的为大。”新的神话理论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叙事，而世界上所有人类群团的叙事都毫无例外地始于神话。正如张光直所说：“神话可以比作文明社会里面的历史记录。”显然，简单用“真与假”的标准来衡量神话与历史的传统思维和传统方法已经改变。

二是“神话表述时间”与“表述神话时间”的区别。苟世祥介绍，“神话表述时间”是指神话文本内显示的时间，“表述神话时间”指神话文本被记录的时间。通俗地说，有的神话传说口头流传已久，不过文字记载并形成文献的时间却晚得多，这种“时间差”中的文字记载时间就是表述神话的时间。这种学术区别，打破了过去古籍文献“唯一”的标准和禁锢，摒弃了那种将“记载虽晚，来源却早”的创世神话排斥于神话研究之外的错误作法，有利于我们从不同区域、不同方向进行广泛的神话搜集，特别是民间搜集。这样，搜集和研究的范围都扩大了，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三是狭义神话与广义神话的区别。狭义与广义是比较而言的。传统学者更多地从文学领域去整理、研究神话并形成研究方法。但是仅仅从文学领域的角度去研究明显也有其局限性，因此袁珂先生提出了“广义神话论”。他还形象地比喻，中国神话殿堂的大门，需要多把钥匙去打开。这样，中国神话经历的时间就从原始社会贯穿到了阶级社会，包括今天产生的各种新神话。同时，中国神话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涉及宇宙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交叉跨界，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了，包括“三重证据法”及“四重证据法”等。

苟世祥当然赞同袁珂先生提出的“广义神话论”。我还知道，他撰写的专著《袁珂广义神话论说》也将于近期问世。

三、巴蜀神话论

一是巴蜀文化区的界域问题。文化区一般是指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和文化现象的区域。

对此，我们要注意三点：首先，巴蜀文化区主要指的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巴蜀，即古之四川与今之四川、重庆的巴蜀，但是巴蜀文化区不是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确定的；而且古之巴蜀区域还有其动态性。那么，作为巴蜀文化区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与四川、重庆接壤的地方，如巴文化研究应该关注鄂西的一些部分，蜀文化也跟陕西的一些地方关联。这些关联地带可以说是与巴蜀同风同俗的区域。其次，巴蜀文化还有狭义的巴蜀文化和广义的巴蜀文化之分，其中的巴文化与蜀文化也有区别。再次，文化的定义很多，但文化肯定不单是“书本”上的东西，因此不宜独用古籍文献的记载来论定文化。比如，一些“文化人”就喜欢用古籍文献记载相对较少来“虚无”巴文化，并以此来说巴渝“没什么文化”，显然认识上有偏颇。

巴蜀文化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初由卫聚贤先生首先提出。之后，顾颉刚、郭沫若、于右任、唐兰、董作宾、陈梦家诸先生对此讨论热烈；再之后，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和段渝、童恩正等著名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视界也越来越广阔。李学勤甚至提出：“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二是巴蜀神话母题的探讨。由于盘古具有“开天辟地”“化生万物”的创世性质，苟世祥介绍，盘古神话在中国神话谱系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虽然有“本土说”与“西来说”的不同说法，但是苟世祥是赞同并力证“本土说”的。

苟世祥首先认为，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盘古的传说，虽然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是盘古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祖先”。正如俗话所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是也。他也指出，盘古也存在“表述神话时间”较晚的情况（东吴时期徐整记载，但文本失传）。苟世祥从何新、饶宗颐、蒙文通、袁珂等先生的考据和论述，并从《黑暗传》及其他流传于长江上游的民间传说，还有发掘出来的盘古图像等得出结论，明确主张“盘古神话源自巴蜀文化区”。

苟世祥使用了“宇宙蛋”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盘古神话。天地未分之时，黑暗混沌一团，犹如一个大鸡蛋，即宇宙蛋。而盘古，由单个的创世者打破宇宙蛋，开始化生万物，特别是化生男女两极，人类由此具有了自我繁殖能力。其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

苟世祥还特别指出，盘古、女娲等形象皆与龙蛇有关。这既是古代先民对龙蛇的崇拜，更是对龙的传人的自我肯定。龙的升腾变幻，也寓意着变化、创新和力量。这种具有图腾性质的文化认同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

巫山神女瑶姬：上古神话中有女娲、西王母、嫦娥三大女神，代表着原始的女神文明。而巫山神女瑶姬与西王母有着密切联系，表现出华夏民族对玉与女神的崇拜；神女峰具有缥缈神秘的一面，这种特异的山峰也成了崇拜对象。同时，瑶姬帮助大禹治理洪水的神话传说，也反映出大三峡地区先民们对治洪英雄的膜拜。

五丁开山神话：开明帝九世时，蜀国有兄弟五人，号称“五丁力士”。巴蜀大地，崇山峻岭，峡谷纵横，这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这个神话故事的核心就在人与自然的环境中表现了先民们开山辟路的奋斗精神，同时含有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团结精神。正是在这些精神的鼓舞下，巴蜀文化区的先民“劈山开道，遇水搭桥，硬是开创了‘步头道’‘进桑道’‘夜郎道’等一条又一条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

这些神话母题无不彰显着华夏民族信仰的源头、精神的源头。

三是大神树的神话形象。由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青铜大神树的话题急剧升温，我也乐见苟世祥是怎样分析的。

首先，作者用全球视野将三星堆大神树置于宇宙树或世界树的论述框架内，指出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宇宙树或世界树的神话。

其次，中国的文献典籍中也有不少宇宙树或世界树的记载。树的名称有扶桑、建木、若木、寻木、邓林等。袁珂还指出：“古时三峡有马桑树，根植于地，树梢耸天。”我们以《山海经》为据，认为三星堆大神树为建木。

再次，宇宙树或世界树的寓意和相关信息。包括：大神树具有神圣性，是先民们顶礼膜拜的圣物；大神树处于圣处，为世界中心；大神树连接天与地，兼为天梯；“大嗥爰过，黄帝所为”，三星堆大神树为黄帝所建；三星堆大神树有龙上下盘旋，龙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等等。

而古今学者，不少人认为建木神树在今之成都，成都古时具有中心性质；又有认为建木神树位于神秘的高处，即位于昆仑的原型——岷山之上。岷山高，成都平原低，这个矛盾该怎样理解呢？苟世祥介绍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宇宙树是颠倒的，扎根在‘神秘的高处’。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宇宙树颠倒的影像。”神话的思维与我等凡人的思维如此不同吗？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大神树树上结构布局和树上的饰品有天文概念；蒲卫平先生则提出三星堆青铜大神树树尖部分可能有缺失，缺失处可能站着句芒。句芒是神话中的春神、木神和东方之神。伏羲（大嗥）从大神树登天，句芒则起连接天地的接引作用。三星堆大神树有无数之谜，会引发出许多猜想。

四是玉帛组合论。我觉得苟世祥对此在神话的时间深度与在地性方面的论述都很精彩。

中国人对玉与玉器情有独钟。据考古发现，大约距今9000多年前中国就有玉器制作和玉器作品。《山海经》中，就有不少关于玉的记载。盖其原因，先民们认为玉能通神，玉可祭祀，玉可征信，玉喻人品等等。因此，与西方不同，在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之间，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有一个玉器时代——这也是古代遗址中能出现各种玉器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

帛，最初指以蚕丝为原料的丝织品。帛，由于稀少而显其珍贵，也是财富的象征。

玉帛组合，就是玉器与丝帛的组合。正如苟世祥所说：“玉帛组合是玉石资源和蚕丝资源组合搭配的一种文化形态，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叶舒宪则分析了“玉帛为二精”的神话想象，其中从蚕与丝的变化过程中可以窥见超自然的生命力。

嫘祖，传说是黄帝元妃，生于四川叠溪或盐亭。在巴蜀神话中，嫘祖教会了先民植桑养蚕，缫丝制衣，被奉为蚕神之“先蚕”。

令人吃惊的是，2022年，三星堆遗址8号坑发掘出龟背形网格状器，其中恰有玉帛组合。虽史无记载，但肯定有着特殊的寓意。

首先，玉帛组合是能通神的珍贵之物或神圣之物，是人神沟通的特殊中介物。

其次，可以证实，成都平原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养蚕缫丝，之后技术日益成熟，技艺高超。真乃天府之国。

再次，由于丝绸的珍贵性，成都平原为世之瞩目，就此一项，其时具有贸易的中心性质。段渝先生认为，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苟世祥认为，这也表现出巴蜀神话中蕴含的向心力与开放性。

第四，玉之温润，丝之柔软，代表了一种非刚性的超然力量。玉帛组合则代表了和平的愿景，包含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止战思想和祈求和平的大智慧。一位女学者曾经告诉我，伏羲玉器形象上刻符有H，而H，则意味着两个大部落联合、融合，形成更强大的力量。上古有这样具有智慧的符号学吗？

四、巴蜀神话中的族群神话

族群在古代通常由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群或由部落构成，他们一般有共同的世系，共同的信仰对象，族群在部落首领的领导下，内部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对外也有共同一致的行动。巴蜀文化区由多民族构成，而其中有代表性的为巴族和蜀族。这当然跟今天的民族划分不是一回事。

一是巴族神话。《山海经》中说：“……后照是始为巴人。”也就是说，伏羲子孙后照是巴人的祖先。笔者曾经到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有的当地人现在还说后照是他们的祖先。群山中有一条河，河边仍有熬盐和炼丹砂的遗址。另外，山上还有用于运盐的栈道。

伏羲与龙蛇有关，而有的学者就认为“巴”是蛇的象形字，蛇的图腾具有超然的神力。

巴族有四支，其中一支为白虎部，图腾为白虎。白虎部生存、活跃在大巫山地区——“故出巫诞”。我最近几年都到湖北省利川市苏马荡避暑，看到与巴人紧密相关的清江源就在利川市汪营。而且，我注意到，这一带有不少与老虎有关的名称。苏马荡，意思是老虎喝水的地方。苏马，当地的口音说“苏莫”，就是老虎。还有苏拉口，苏马河，黑虎寨等。磁洞沟有一棵千年银杏，一位姓余的村民告诉我，这棵树60年一哼，哼的声音大得狠，吼得凶，像大老虎叫。今天，感觉白虎巴的“后代”——原住民，仍有浓厚的虎的意识。

廪君与盐女的神话故事现在还在流传。这个故事有多重意义：

巴人一支，其祖为务相。巴、樊、曋、相、郑五姓相约，投剑入洞，抟泥制船，结果都是务相获胜。这才公推务相为首，号称廪君。这说明蛮力和“准头”在部落征战中的重要性；又说明船在生存中的重要性。而巴族，主要靠狩猎和打鱼为生，这正是基本技能。

廪君带领部族出“赤穴”“黑穴”，顺清江航行，遇到盐水女神求爱，希望共同生活，廪君拒绝。盐水女神晚上与廪君共宿，白天却化为飞虫乱舞，搞得廪君不知天南地北。后廪君将盐水女神射杀，夺得盐泉。

苟世祥认为：一是反映出白虎巴人走出洞穴，曲折迁徙。我们知道，210万年左右，巫山猿人就住在巫山龙骨坡。而我了解，大巫山地区洞居形式在最近五年左右才真正结束。二是廪君与盐水女神的故事，反映了族外对偶婚在白虎部落开始出现。三是廪君融合五姓与盐水女神部落，反映出人口出现非自然因素的集中现象。人多成众，……以至于形成都邑，创建巴国。

另外，要注意的是，盐水女神部落本身代表着对盐的控制，而冲突与战争，就是对稀有资源——盐的争夺。巴渝一带，彭水县郁山，云阳县云安，开州区温泉，巫溪县宁厂等，都是传统的产盐区。

一是蜀族神话。是否巴族生活在大山大水之间，而且时常迁徙的缘故，关于巴族的典籍文献记录少于蜀族。相比而言，蜀族的典籍文献更为丰富。特别是营盘山遗址、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的发现和发掘，更是令世人震惊。蜀族神话中，至少涉及以下方面：一是谱系上，黄帝（可能是氐羌系统）为其祖。黄帝娶嫘祖，其子昌意也娶蜀山氏女，具有部落联姻的性质。二是可能还有蜀地、蜀王谱系，所谓“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三是关于三星堆城邑或都城，有各种猜想，如跟黄帝有关、颛顼有关、鱼凫有关及与夏有关等。四是《山海经》《华阳国志》等记载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的玉器、青铜器物有着联系。五是关于鱼凫氏的来源，有“川东鱼凫氏”与“川西鱼凫氏”之说。六是杜宇（望帝）的神话传说可能跟云南梁氏部落的联姻有关；杜宇与鳖灵的传说则引起禅让制的讨论。七是苟世祥认为，殷商时期，古蜀王国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古巴王国（摆龙门阵时苟世祥说，巴文化更古老，蜀文化后来更辉煌）。

由于《巴蜀神话与长江文明》的丰富性，本人只能按自己的理解作一点介绍。总之，这本书在长江文明的研究上（包括角度、框架等）具有开拓性。而且，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古籍、口头传说与民族学、民俗学等活态材料，以及考古文物和图像融为一炉，叙述和论说非常扎实。

作者简介：吕岱，重庆市作家协会评审专家，重庆市中华文化促进会原会长。